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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是边城了么，出了函谷关又是另一片天地了。
一座荒凉的小城能有多少娱乐呢？我的童年虽已远离电影的黄金时代，但老百姓对电影仍然余情未了，那些爱怀旧的夫妇偶尔在周末冷落一下全天候工作的电视机，带着孩子去电影院寻找初恋的感觉。我父母就是这样的人。
一家人于一个闲暇的傍晚出发了。记忆总是模糊而混乱的，记不得是盛夏还是初秋，因为夜里或溽热退去或秋风乍起，感觉大抵相仿。凉意袭来，我瘦小的身躯便像路边的杨树叶子一样瑟瑟发抖。我很怕冷，到现在也是如此。一阵阵阴风吹到骨头里，让我感到孤单。那是一种心理上的惧怕。我紧握着母亲的手，一直以来我都从母亲那里寻求安全和温暖，而且对电影的期待让这种惧怕微不足道。
准确地说，是对看电影整个过程的期待。因为那时我尚不知电影为何物，更无从分辨艺术与商业，大师气象与小打小闹。我对电影院及其周边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小摊贩的四轮小车，花色繁多的小食品，罐头瓶做的灯罩，还有烟摊旁表情木然的中年妇人。我奇怪小贩怎样炸掉了罐头瓶底，我奇怪老奶奶怎么用棉被焐怕热的雪糕。儿童眼中的世界任性而主观，当我眼中只有罐头瓶里摇曳的烛光时，整个世界便是静默的。此时，父亲已在不知不觉中排队、买票、带我入场。
以往买票窗口也是我好奇的所在，只因矮小的我的窥视屡屡不能得手，于是对小小的半圆形的木制窗口失去了兴趣。窗口里的阿姨脾气很坏，票一卖完便将窗户粗暴地关上，倏地遮住了从窗口中逸出的一缕灯光。父亲看了看窗口旁边的小黑板，决定找检票员通融通融。小黑板上用油漆写着“今日放映：”
检票员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把一片小纸撕得更小。几句交谈后，检票员挥挥手，让我们进去了。“单号”“双号”两个门让拥挤的人流“各奔东西”
我喜欢电影院的椅子，因为可以翻来翻去；我讨厌电影院的人们，因为他们大声喧哗、呼朋引伴。
儿童和成人对事物的感受一定是不同的。儿童敏感而弱小，对童年的我而言，街道就是一双双人腿组成的森林。而电影院就是一座森然可怖的巨大城堡。我听不清大银幕上的人们在说什么，于是跑到前排；银幕上硕大的身躯使我眼晕，我又跑到后排。我奔向门口的亮光，却无法靠近它。影院里漆黑一片，光明遥不可及。我仿佛原地不动，只是拼命地跑，跑，跑。
让一个孩子安静下来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我除了问问每个孩子都会问的那个傻问题“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之外，其余时间全部用于东张西望。冒着从椅子缝溜进后排的危险跪在椅子上，看后墙上小窗户投射出的神奇的光束，看排风扇缝隙间漏进来的点点星光，看高高的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墙皮。
儿童不仅生活在与大人不同的空间，也生活在独特的时间维度。如若不然，怎么解释小时侯的一部电影那样长，长到闹着爸爸买了一根又一根冰棍。冰棍，多么亲切又遥远的词汇。怕就是这吃冰棍的命，各式奶油雪糕横空出世后，我就与冷饮绝缘了。
看电影仅仅是与电影院有关的记忆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我还会听电影、猜电影。电影院的喇叭是对外开放的，从中源源不绝地传出影片中声情并茂的对白或打打杀杀的喊叫。偏偏县城小，小到学校的操场和影院的广场合二为一。听电影成为上课走神的正当理由，而体育课更大致相当于电影课。那时还有位勤勉的师傅为电影画海报，我以无限崇拜的眼光欣赏那些海报，并希望他能作我的美术老师。当电影院的海报简化为“少儿不宜”四个字时，我幼时的绘画天赋即被扼杀了。
对电影院的声音记忆也不仅仅是电影伴音，还有尖利的口哨声，无情的嘘声，放肆的笑声甚至声势浩大得骇人的嗑瓜子声。
记忆是全方位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回想起来真真切切。而我最愿意回忆的，是一个影迷的成长史，是电影本身。
也许那时的我才是纯粹的影迷，用眼看，用心看，不掺加主观臆断、私心杂念，不受评论左右，不会人云亦云。
当年的我以为秋菊打官司只是教会了我祖国的行政区划，舍此一无所有；现在的我却无胆量说卡拉是条狗所谓的种种深意不过是牵强附会的皇帝新衣。它们都是“一根筋电影”并不浅薄，也没那么伟大。
当年的我为红河谷惨烈的美而动容，现在的我却对嘎达梅林无动于衷。是我麻木了，还是冯小宁退步了？
自己变了许多，不变的是对电影的喜爱。当年的我为看离开雷锋的日子不怕旷课被罚，现在的我为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不惧舟车劳顿。
检点自己的私人电影史，猛然发觉与许多演员的银幕情缘原是早就结下了。只是时光飞逝，难以辨识旧时模样。
金戈铁马里那个不停吼叫的将军是孙海英吧，他就这么一路吼到激情燃烧的岁月，吼得人尽皆知；烈火金刚里那个肖飞是李强吗，怎么演了西门庆之后就堕落得只会演坏人了；当时以为秋菊打官司里除了巩俐都是非职业演员，现在那几张面孔在脑海中渐渐清晰，丈夫是刘佩琦，村长是雷恪生，而演警察是戈治均呐。戈老爷子的从容不曾改变，在押解的故事里，在浪漫的事里，淡定依旧。
小时侯不理会片中的演员是明星还是龙套，只看自己感兴趣的景物。记住了燃烧蜡烛的暖暖火光，撕裂白布的惊心动魄，忘却了扮演蒋筑英的巍子和忧郁冷静的奚美娟；记住了大片的草地和成群的白鹤，忘却了这是杨童舒的早期电影鹤童；记住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神秘诡异，忘却了那所晋中大院里也住着何赛飞、孔琳。
不期然遭遇的让人深怀感念，已然错过的却无法挽回。只顾着花花绿绿的海报好看，却不知道海报上那一男一女是周星驰和巩俐，那天放映的正是唐伯虎点秋香；因为骨头懒没和弟弟妹妹去看一部听说很有意思的片子，现在想想那张破旧的海报上写的仿佛是大话西游。我就这样和星爷电影一次次擦肩而过，误打误撞看的那些国产电影造就的审美习惯也让我与周星驰渐行渐远。
真正渐行渐远的是我的青葱岁月呵。小时侯包场看赖宁，影片教给我们的见义勇为精神而今是那样不合时宜，教育部门现下的政策是“禁止中小学生救火”一路走来，才发现张艺谋的电影多半是在电影院看的。我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呀。从一脸茫然到忍俊不禁，看英雄时，一不小心喷了前边男生一身水。时过境迁，才明白张艺谋盛年时在戛纳、柏林、威尼斯拿的那些奖分量有多重。我长大了，张艺谋也老了。老得对自己把握色彩的能力忽然没了底气，色调由深沉、清透到喧嚣、嘈杂，越来越像小孩子了。
演员们也老了。在大银幕上亲眼目睹他们的容颜老去对演员、对观众都是一件残酷的事。他们中有的功成名就，有的仍然是无名小卒；有的演技已炉火纯青，有的却始终止步不前。国产电影虽然由特别傻变得不那么傻，国产电影观众的流失却愈演愈烈。
看电影吧。到电影院看电影。回到故乡的电影院看电影。可小城里仅有的那座电影院如今又在哪儿啊？我站在广场中央茫然四顾。广场扩建了，学校拆迁了，电影院由当年显赫的位置被排挤到广场的一角。如果把电影院比作人的话，壮年的他神采奕奕，如今的他垂垂老矣。那座小楼完全破败了，早已无人光顾，只等着哪天一声炮响被夷为平地。或许根本用不着爆破，它自己就会欲某一天轰然倒塌。一件东西、一座建筑一旦没了人气，生命也就消耗殆尽了。
我望着校园里残留的黑槐树和广场上可笑的罗马柱默默不语。电影院的喇叭似乎又响起来了。
“主席啊！我是王震呐！”
“班长，明年这个时候，我还来看你。”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阳光中的尘埃在跳舞，落在电影院的肩头，也落在我的眉头。小贩没了，人情仍在；冰棍没了，香甜尚存。玻璃灯罩里的烛火，虽灭犹燃。
是它们，是这些尘埃，把我童年有关光影和声音的时光完好地封存起来，封存在记忆的深处。
可不是边城了么，出了函谷关又是另一片天地了。
一座荒凉的小城能有多少娱乐呢？我的童年虽已远离电影的黄金时代，但老百姓对电影仍然余情未了，那些爱怀旧的夫妇偶尔在周末冷落一下全天候工作的电视机，带着孩子去电影院寻找初恋的感觉。我父母就是这样的人。
一家人于一个闲暇的傍晚出发了。记忆总是模糊而混乱的，记不得是盛夏还是初秋，因为夜里或溽热退去或秋风乍起，感觉大抵相仿。凉意袭来，我瘦小的身躯便像路边的杨树叶子一样瑟瑟发抖。我很怕冷，到现在也是如此。一阵阵阴风吹到骨头里，让我感到孤单。那是一种心理上的惧怕。我紧握着母亲的手，一直以来我都从母亲那里寻求安全和温暖，而且对电影的期待让这种惧怕微不足道。
准确地说，是对看电影整个过程的期待。因为那时我尚不知电影为何物，更无从分辨艺术与商业，大师气象与小打小闹。我对电影院及其周边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小摊贩的四轮小车，花色繁多的小食品，罐头瓶做的灯罩，还有烟摊旁表情木然的中年妇人。我奇怪小贩怎样炸掉了罐头瓶底，我奇怪老奶奶怎么用棉被焐怕热的雪糕。儿童眼中的世界任性而主观，当我眼中只有罐头瓶里摇曳的烛光时，整个世界便是静默的。此时，父亲已在不知不觉中排队、买票、带我入场。
以往买票窗口也是我好奇的所在，只因矮小的我的窥视屡屡不能得手，于是对小小的半圆形的木制窗口失去了兴趣。窗口里的阿姨脾气很坏，票一卖完便将窗户粗暴地关上，倏地遮住了从窗口中逸出的一缕灯光。父亲看了看窗口旁边的小黑板，决定找检票员通融通融。小黑板上用油漆写着“今日放映：”
检票员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把一片小纸撕得更小。几句交谈后，检票员挥挥手，让我们进去了。“单号”“双号”两个门让拥挤的人流“各奔东西”
我喜欢电影院的椅子，因为可以翻来翻去；我讨厌电影院的人们，因为他们大声喧哗、呼朋引伴。
儿童和成人对事物的感受一定是不同的。儿童敏感而弱小，对童年的我而言，街道就是一双双人腿组成的森林。而电影院就是一座森然可怖的巨大城堡。我听不清大银幕上的人们在说什么，于是跑到前排；银幕上硕大的身躯使我眼晕，我又跑到后排。我奔向门口的亮光，却无法靠近它。影院里漆黑一片，光明遥不可及。我仿佛原地不动，只是拼命地跑，跑，跑。
让一个孩子安静下来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我除了问问每个孩子都会问的那个傻问题“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之外，其余时间全部用于东张西望。冒着从椅子缝溜进后排的危险跪在椅子上，看后墙上小窗户投射出的神奇的光束，看排风扇缝隙间漏进来的点点星光，看高高的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墙皮。
儿童不仅生活在与大人不同的空间，也生活在独特的时间维度。如若不然，怎么解释小时侯的一部电影那样长，长到闹着爸爸买了一根又一根冰棍。冰棍，多么亲切又遥远的词汇。怕就是这吃冰棍的命，各式奶油雪糕横空出世后，我就与冷饮绝缘了。
看电影仅仅是与电影院有关的记忆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我还会听电影、猜电影。电影院的喇叭是对外开放的，从中源源不绝地传出影片中声情并茂的对白或打打杀杀的喊叫。偏偏县城小，小到学校的操场和影院的广场合二为一。听电影成为上课走神的正当理由，而体育课更大致相当于电影课。那时还有位勤勉的师傅为电影画海报，我以无限崇拜的眼光欣赏那些海报，并希望他能作我的美术老师。当电影院的海报简化为“少儿不宜”四个字时，我幼时的绘画天赋即被扼杀了。
对电影院的声音记忆也不仅仅是电影伴音，还有尖利的口哨声，无情的嘘声，放肆的笑声甚至声势浩大得骇人的嗑瓜子声。
记忆是全方位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回想起来真真切切。而我最愿意回忆的，是一个影迷的成长史，是电影本身。
也许那时的我才是纯粹的影迷，用眼看，用心看，不掺加主观臆断、私心杂念，不受评论左右，不会人云亦云。
当年的我以为秋菊打官司只是教会了我祖国的行政区划，舍此一无所有；现在的我却无胆量说卡拉是条狗所谓的种种深意不过是牵强附会的皇帝新衣。它们都是“一根筋电影”并不浅薄，也没那么伟大。
当年的我为红河谷惨烈的美而动容，现在的我却对嘎达梅林无动于衷。是我麻木了，还是冯小宁退步了？
自己变了许多，不变的是对电影的喜爱。当年的我为看离开雷锋的日子不怕旷课被罚，现在的我为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不惧舟车劳顿。
检点自己的私人电影史，猛然发觉与许多演员的银幕情缘原是早就结下了。只是时光飞逝，难以辨识旧时模样。
金戈铁马里那个不停吼叫的将军是孙海英吧，他就这么一路吼到激情燃烧的岁月，吼得人尽皆知；烈火金刚里那个肖飞是李强吗，怎么演了西门庆之后就堕落得只会演坏人了；当时以为秋菊打官司里除了巩俐都是非职业演员，现在那几张面孔在脑海中渐渐清晰，丈夫是刘佩琦，村长是雷恪生，而演警察是戈治均呐。戈老爷子的从容不曾改变，在押解的故事里，在浪漫的事里，淡定依旧。
小时侯不理会片中的演员是明星还是龙套，只看自己感兴趣的景物。记住了燃烧蜡烛的暖暖火光，撕裂白布的惊心动魄，忘却了扮演蒋筑英的巍子和忧郁冷静的奚美娟；记住了大片的草地和成群的白鹤，忘却了这是杨童舒的早期电影鹤童；记住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神秘诡异，忘却了那所晋中大院里也住着何赛飞、孔琳。
不期然遭遇的让人深怀感念，已然错过的却无法挽回。只顾着花花绿绿的海报好看，却不知道海报上那一男一女是周星驰和巩俐，那天放映的正是唐伯虎点秋香；因为骨头懒没和弟弟妹妹去看一部听说很有意思的片子，现在想想那张破旧的海报上写的仿佛是大话西游。我就这样和星爷电影一次次擦肩而过，误打误撞看的那些国产电影造就的审美习惯也让我与周星驰渐行渐远。
真正渐行渐远的是我的青葱岁月呵。小时侯包场看赖宁，影片教给我们的见义勇为精神而今是那样不合时宜，教育部门现下的政策是“禁止中小学生救火”一路走来，才发现张艺谋的电影多半是在电影院看的。我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呀。从一脸茫然到忍俊不禁，看英雄时，一不小心喷了前边男生一身水。时过境迁，才明白张艺谋盛年时在戛纳、柏林、威尼斯拿的那些奖分量有多重。我长大了，张艺谋也老了。老得对自己把握色彩的能力忽然没了底气，色调由深沉、清透到喧嚣、嘈杂，越来越像小孩子了。
演员们也老了。在大银幕上亲眼目睹他们的容颜老去对演员、对观众都是一件残酷的事。他们中有的功成名就，有的仍然是无名小卒；有的演技已炉火纯青，有的却始终止步不前。国产电影虽然由特别傻变得不那么傻，国产电影观众的流失却愈演愈烈。
看电影吧。到电影院看电影。回到故乡的电影院看电影。可小城里仅有的那座电影院如今又在哪儿啊？我站在广场中央茫然四顾。广场扩建了，学校拆迁了，电影院由当年显赫的位置被排挤到广场的一角。如果把电影院比作人的话，壮年的他神采奕奕，如今的他垂垂老矣。那座小楼完全破败了，早已无人光顾，只等着哪天一声炮响被夷为平地。或许根本用不着爆破，它自己就会欲某一天轰然倒塌。一件东西、一座建筑一旦没了人气，生命也就消耗殆尽了。
我望着校园里残留的黑槐树和广场上可笑的罗马柱默默不语。电影院的喇叭似乎又响起来了。
“主席啊！我是王震呐！”
“班长，明年这个时候，我还来看你。”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阳光中的尘埃在跳舞，落在电影院的肩头，也落在我的眉头。小贩没了，人情仍在；冰棍没了，香甜尚存。玻璃灯罩里的烛火，虽灭犹燃。
是它们，是这些尘埃，把我童年有关光影和声音的时光完好地封存起来，封存在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