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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得知满城尽带黄金甲获得了几个电影奖视觉方面奖项的提名，甚感匪夷所思。我以为它不仅不应得到最佳影片、最佳外语片等奖项的肯定，也不应得到视觉类奖项的肯定。换句话说，它连“徒有其表”都不是，而是“徒有其宣传”它集大片种种畸形元素于一身，例如无节制的色彩渲染与景物堆砌、故事的漏洞、对权力的辩护等等，在审美与道义上都是一种倒退。
电影只论优劣不分大小，所以大片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太大了，而在于它越是想显示影片的豪华与恢弘，越是露出创作者的粗陋与小气。对故事而言，该片虽将雷雨中的“家事”强行升格为某个虚拟王朝的“国事”但细想一下，雷雨中的家事以小见大，巧妙反映并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本片中所谓“国事”仍然是个人情仇，与国何干。对场景而言，一部大片只有宫殿、广场、官驿寥寥几个场景，宫殿之内更是狭小逼仄，并无足观。一片金黄已成视觉压迫，又配上五彩琉璃，倍添恶俗。耗巨资搭建的菊花台和整个广场的菊花也因缺乏情感的注入而没有真实感和震撼力。最后决战的场面由于过于整齐划一反而失去了气势。
如果本片仅仅是形式上反美学倒也罢了，因为毕竟还有取材于经典的故事和流畅紧凑的叙事。最不能容忍的是本片对观众道德感的挑衅。
本片的结尾是王后与王子谋反失败，原有的统治秩序岿然不动。“正义没能战胜邪恶”的结局是该片披上了悲剧的外衣。可我并未从中感到悲剧通常带给我们的悲悯与忧伤，只感到了愤怒，因为它实质上是一部伪悲剧。
关于悲剧，我们普遍接受的一个生动而透彻的说法是“把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而在本片中，只有“撕碎”没有“美好”王后依然生活在压抑中，元祥、元成被杀。可他们只代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王后为了自己的情欲不惜草菅人命，元祥是卑鄙猥琐的告密者，元成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六亲不认。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令人愤懑，就算他们死得再惨又怎能让人同情。元杰当然不是一个狠毒之人，可他完全是王后的提线木偶，没有自己的想法，做事不计后果，又怎能称得上“美好”只有蒋氏母女称得上“美好”她们只想讨回或追求自己的幸福，可她们与本片众多阴暗人物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反观本片的灵感来源雷雨。繁漪为追求自己的自由和爱情没有刻意伤害别人，只是一个受害者；周萍，父辈的罪孽让他陷入乱伦的不堪境地，只好以自杀了结生命，也让人同情；周冲，尚未失去童真的孩子，因家变无辜死去；鲁大海，有觉悟的工人阶级，为悲剧增添一抹希望的亮色。不难看出，影片只吸取了雷雨所反映的阴暗面，将其中的美好统统弃置不用。它的每一笔改动都是对名著的亵渎。
既然被毁灭的不是美好的事物，也就无所谓悲剧，无所谓“正义没能战胜邪恶”更无所谓“部分观众的不满是因为不能理解悲剧的深刻”之类的奇谈怪论。退一步讲，不去管哀号遍野的士兵，就当他们是导演的道具，把“国事”还原为“家事”勉强可以说，王后是“正义”王是“邪恶”至少王比王后更邪恶。那么“正义没能战胜邪恶”为什么让人愤怒而不是难过呢？其实这样结局的影片我们看过很多，我们为剧中人伤心，为影片叫好。不存在只能接受大团圆，不能理解悲剧的问题。比如卡桑德拉大桥，尽力救助旅客的工作人员最后还要因使传染病扩散而受到处分。这是标准的“正义没能战胜邪恶”可我们并未指责影片不道德，因为导演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生命值得珍视，那样的上级应当受到谴责。可见正义有没有战胜邪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怕正义根本无法战胜邪恶的情况下，导演也要给观众以信念，也要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正义必须战胜邪恶”是教条，是粉饰；而“正义应该战胜邪恶”是信仰，是道德。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说：“我们既不能对作品做泛道德的评判，因为那不符合人性；也不能对作品做泛非道德的评判，因为那不符合更高级的人性。”
从该片的出现也可见我国电检制度的宽严不一。通常情况下，审查标准忽略人性的复杂、人生的严酷，泛道德化地要求“正以必须战胜邪恶”一些深刻有力的悲剧因此被删改成了平庸的大团圆。而这次面对张艺谋的艺术霸权，审查标准骤然下降，甚至降至“正义应该战胜邪恶”的道德底线以下，着实令人费解。
除了“悲剧说”用以解读该片的还有“政治隐喻说”这显然是对该片一厢情愿的拔高。一部到处透露着商业诉求的影片只能是商业片。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以商业片的标准去衡量它；既然它触犯了普适的道德感和价值观，那它就是反商业的，就是一部失败的商业片。反商业并不能使它走向思想的深邃和艺术的高峰，商业片与文艺片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即便我们用文艺片的标准衡量它，也会发现影片的虚弱和混乱。把雷雨的故事生硬安插在五代十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影片对历史不负责任地态度。历史剧的意义在于“借古讽今”该片的故事完全出于虚构，不属于五代中“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任何一个朝代。借的什么“古”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让观众知道讽的哪个“今”
如果拿历史正剧的标准要求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显得有些严苛，那么我们就试着把它当成一则政治寓言去分析。残酷杀戮、清洗血迹后继续歌舞升平，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自然会有这样的片段，而创作者的迷茫和懦弱使这些符号仅仅成为空洞的能指，除了强化了“王”性格中的丑恶，没有其他确切的作用。本片的主旨并不在于政治隐喻，导演只有一些一闪而过的想法，所以就算有讽喻也是不健全的讽喻。受众的那些联想、那些论述不过是一些过度阐释。该片即便展示了真实，也因导演立场的缺失而成了一种软弱的真实。“有力量的真实可以被分析，却不需要被解释”而“伪劣产品不能被分析，因此总需要许多令人吃惊的解释。”（赵汀阳）
导演没有立场不是最可怕的，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才让人不寒而栗。片中处处可见对强权的炫耀和崇拜，把本应是反面人物的“王”塑造得高大威猛、英明神武。而且还刻意表现了屠戮后的歌舞升平。镜头中只见鲜花、礼炮、颂歌，无辜将士的鲜血与生命早已被淡忘，本片的悲剧性也就随之淡化。剩下的，只有剧中人的麻木不仁和影片的冷酷无情。人性的阴暗面、历史的阴暗面不是不可以表现，而是要看如何表现。为强权辩护不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文艺家应有的态度。
本片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扣人心弦的故事、合格的表演都非前几部大片可比。不过这些环节都只是合格而已，并非无懈可击。再者，故事的优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雷雨，如此照搬名著中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关系，却在片尾字幕中不出现任何向曹禺致敬的字样，着实让人愤慨。也就是说，它的可取之处是技术性的，而悖谬之处却是根本性的。我实在不能出于技术上的小小进步去赞扬一部没有道德感的影片。因为，艺术上失败的电影只是次品，不看便是；没有道德感的电影却是危险品，贻害无穷。
2007-2-10
最近得知满城尽带黄金甲获得了几个电影奖视觉方面奖项的提名，甚感匪夷所思。我以为它不仅不应得到最佳影片、最佳外语片等奖项的肯定，也不应得到视觉类奖项的肯定。换句话说，它连“徒有其表”都不是，而是“徒有其宣传”它集大片种种畸形元素于一身，例如无节制的色彩渲染与景物堆砌、故事的漏洞、对权力的辩护等等，在审美与道义上都是一种倒退。
电影只论优劣不分大小，所以大片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太大了，而在于它越是想显示影片的豪华与恢弘，越是露出创作者的粗陋与小气。对故事而言，该片虽将雷雨中的“家事”强行升格为某个虚拟王朝的“国事”但细想一下，雷雨中的家事以小见大，巧妙反映并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本片中所谓“国事”仍然是个人情仇，与国何干。对场景而言，一部大片只有宫殿、广场、官驿寥寥几个场景，宫殿之内更是狭小逼仄，并无足观。一片金黄已成视觉压迫，又配上五彩琉璃，倍添恶俗。耗巨资搭建的菊花台和整个广场的菊花也因缺乏情感的注入而没有真实感和震撼力。最后决战的场面由于过于整齐划一反而失去了气势。
如果本片仅仅是形式上反美学倒也罢了，因为毕竟还有取材于经典的故事和流畅紧凑的叙事。最不能容忍的是本片对观众道德感的挑衅。
本片的结尾是王后与王子谋反失败，原有的统治秩序岿然不动。“正义没能战胜邪恶”的结局是该片披上了悲剧的外衣。可我并未从中感到悲剧通常带给我们的悲悯与忧伤，只感到了愤怒，因为它实质上是一部伪悲剧。
关于悲剧，我们普遍接受的一个生动而透彻的说法是“把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而在本片中，只有“撕碎”没有“美好”王后依然生活在压抑中，元祥、元成被杀。可他们只代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王后为了自己的情欲不惜草菅人命，元祥是卑鄙猥琐的告密者，元成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六亲不认。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令人愤懑，就算他们死得再惨又怎能让人同情。元杰当然不是一个狠毒之人，可他完全是王后的提线木偶，没有自己的想法，做事不计后果，又怎能称得上“美好”只有蒋氏母女称得上“美好”她们只想讨回或追求自己的幸福，可她们与本片众多阴暗人物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反观本片的灵感来源雷雨。繁漪为追求自己的自由和爱情没有刻意伤害别人，只是一个受害者；周萍，父辈的罪孽让他陷入乱伦的不堪境地，只好以自杀了结生命，也让人同情；周冲，尚未失去童真的孩子，因家变无辜死去；鲁大海，有觉悟的工人阶级，为悲剧增添一抹希望的亮色。不难看出，影片只吸取了雷雨所反映的阴暗面，将其中的美好统统弃置不用。它的每一笔改动都是对名著的亵渎。
既然被毁灭的不是美好的事物，也就无所谓悲剧，无所谓“正义没能战胜邪恶”更无所谓“部分观众的不满是因为不能理解悲剧的深刻”之类的奇谈怪论。退一步讲，不去管哀号遍野的士兵，就当他们是导演的道具，把“国事”还原为“家事”勉强可以说，王后是“正义”王是“邪恶”至少王比王后更邪恶。那么“正义没能战胜邪恶”为什么让人愤怒而不是难过呢？其实这样结局的影片我们看过很多，我们为剧中人伤心，为影片叫好。不存在只能接受大团圆，不能理解悲剧的问题。比如卡桑德拉大桥，尽力救助旅客的工作人员最后还要因使传染病扩散而受到处分。这是标准的“正义没能战胜邪恶”可我们并未指责影片不道德，因为导演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生命值得珍视，那样的上级应当受到谴责。可见正义有没有战胜邪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怕正义根本无法战胜邪恶的情况下，导演也要给观众以信念，也要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正义必须战胜邪恶”是教条，是粉饰；而“正义应该战胜邪恶”是信仰，是道德。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说：“我们既不能对作品做泛道德的评判，因为那不符合人性；也不能对作品做泛非道德的评判，因为那不符合更高级的人性。”
从该片的出现也可见我国电检制度的宽严不一。通常情况下，审查标准忽略人性的复杂、人生的严酷，泛道德化地要求“正以必须战胜邪恶”一些深刻有力的悲剧因此被删改成了平庸的大团圆。而这次面对张艺谋的艺术霸权，审查标准骤然下降，甚至降至“正义应该战胜邪恶”的道德底线以下，着实令人费解。
除了“悲剧说”用以解读该片的还有“政治隐喻说”这显然是对该片一厢情愿的拔高。一部到处透露着商业诉求的影片只能是商业片。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以商业片的标准去衡量它；既然它触犯了普适的道德感和价值观，那它就是反商业的，就是一部失败的商业片。反商业并不能使它走向思想的深邃和艺术的高峰，商业片与文艺片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即便我们用文艺片的标准衡量它，也会发现影片的虚弱和混乱。把雷雨的故事生硬安插在五代十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影片对历史不负责任地态度。历史剧的意义在于“借古讽今”该片的故事完全出于虚构，不属于五代中“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任何一个朝代。借的什么“古”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让观众知道讽的哪个“今”
如果拿历史正剧的标准要求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显得有些严苛，那么我们就试着把它当成一则政治寓言去分析。残酷杀戮、清洗血迹后继续歌舞升平，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自然会有这样的片段，而创作者的迷茫和懦弱使这些符号仅仅成为空洞的能指，除了强化了“王”性格中的丑恶，没有其他确切的作用。本片的主旨并不在于政治隐喻，导演只有一些一闪而过的想法，所以就算有讽喻也是不健全的讽喻。受众的那些联想、那些论述不过是一些过度阐释。该片即便展示了真实，也因导演立场的缺失而成了一种软弱的真实。“有力量的真实可以被分析，却不需要被解释”而“伪劣产品不能被分析，因此总需要许多令人吃惊的解释。”（赵汀阳）
导演没有立场不是最可怕的，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才让人不寒而栗。片中处处可见对强权的炫耀和崇拜，把本应是反面人物的“王”塑造得高大威猛、英明神武。而且还刻意表现了屠戮后的歌舞升平。镜头中只见鲜花、礼炮、颂歌，无辜将士的鲜血与生命早已被淡忘，本片的悲剧性也就随之淡化。剩下的，只有剧中人的麻木不仁和影片的冷酷无情。人性的阴暗面、历史的阴暗面不是不可以表现，而是要看如何表现。为强权辩护不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文艺家应有的态度。
本片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扣人心弦的故事、合格的表演都非前几部大片可比。不过这些环节都只是合格而已，并非无懈可击。再者，故事的优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雷雨，如此照搬名著中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关系，却在片尾字幕中不出现任何向曹禺致敬的字样，着实让人愤慨。也就是说，它的可取之处是技术性的，而悖谬之处却是根本性的。我实在不能出于技术上的小小进步去赞扬一部没有道德感的影片。因为，艺术上失败的电影只是次品，不看便是；没有道德感的电影却是危险品，贻害无穷。
2007-2-10